从萧红《呼兰河传》看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文化水平以及其对个体的影响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就将从《呼兰河传》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谈起,讨论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文化水平,以及与个体行为的关系。

  • 生产力水平对社会文化水平的影响
  • 社会文化水平对生产力水平的反作用
  • 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个体的影响
    • 在《呼兰河传》中的表现:瘟猪肉
    • 在现今生活中的影响:口罩与防护服
  • 文化水平对个体的影响
    • 在《呼兰河传》中的表现:虐待小团圆媳妇
    • 在现今生活中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水平对社会文化水平的影响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考察社会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社会,它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肯定属于该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这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这个社会的人们的独特的艺术、哲学、宗教、语言文字等等,都是该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文化,是人民——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只有几个”上层阶级”创造的一些东西,对大多数人民的影响微乎其微——创造的,同时应该具有独特性——毕竟,如果两个社会的文化完全相同,那么它们应该是同一个社会。

接着,我们应该搞清楚所谓的“社会文化水平”这个我生造的概念的定义又是什么。

我们在考察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在不少方面与其他社会进行对比。比如,当我们听说某一个叫做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其了解不够深,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在查找相关信息后和其他国家的首都做个对比——比如新德里,比如北京,比如华盛顿,然后我们就对其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了这个小社会的文化相比起其他地区究竟先不先进,这个地方的人民的风俗习惯如何,并且会感觉这里就像一个缩小+落后版的新德里。注意我用了“落后”这个词——也就是说,我在潜意识里已经将其和其他地区做了对比。更加浅显地,农耕社会的文化水平比工业社会自然是要低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社会文化水平的定义:社会文化水平是评判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共同决定了社会的文化水平。那么有没有将这个指标量化的手段呢?还真有。联合国有一个叫做“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玩意儿,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

在呼兰河传中,社会的文化水平我们有目共睹:迷信盛行;大多数人吃猪肉还得买“淹死”的瘟猪肉;治病主要靠跳大神……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社会文化水平总体来说,必然是低的。

社会文化水平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作用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如此强调教育?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对于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与未受教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相比自然较高。单个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与技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单个人的生产效率。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的知识水平都得到了提升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自然而然会得到提升。

而教育水平,恰恰是社会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在HDI的计算中也得到了体现。

另一方面,社会中成员的生活方式也对社会文化水平,进而对生产力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常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央或是地方关于“促消费”的指示与政策,就是因为如果消费,社会的产出就会被提升,从而使得市场有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了社会生产力。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的成员的生活方式,也对社会的生产力有这反作用。

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个体的影响

《呼兰河传》中的表现:瘟猪肉

瘟猪肉,在今天自然是很少见的。然而在《呼兰河传》中,瘟猪肉居然被“合理合法”地拿出来卖——这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这是瘟猪肉,“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太对,怎么这肉又青又紫的!”,必然已经意识到是瘟猪肉,但最终还是给自己的心里打了一针麻醉剂,“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就算有人吃病了,旁人就会自发地“维护自己吃瘟猪肉的权利”,“话可也不能是那么说,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吃下去还会好。你看我们也一样的吃了,可怎么没病?”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使得瘟猪肉如此的有市场。可又如何?即使有勇敢的小孩子站出来了,大声说出“那是瘟猪肉”的事实,大家还是视而不见,甚至将这说出了真相的小孩子的嘴巴封了起来,活像“皇帝的新装”的悲剧版。

这一块猪肉,又让我想起来了美国在二战时的SPAM午餐肉。二战时,由于前线的将士需要一定的蛋白质供应,美军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午餐肉。尽管这个东西并不好吃,在二战时还是对盟国的最终胜利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有人称午餐肉为“帮助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食物”,直接使得人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打赢二战倒不是什么高超的能力——理论上我们也打赢了二战——其背后所表现的高超生产能力、工业制造能力才真正是帮助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

瘟猪肉,实际上就是当时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缩影。如果你的社会生产力高,自然可以在救济中为广大平民提供大量的SPAM;如果你的社会生产力低,就只能给自己的人民吃瘟猪肉。

在现今生活中的影响:口罩与防护服

口罩与防护服,是一个写作本文时不可避免的话题。中国在这次疫情开始时,要求各地公民在外出时戴口罩;而欧美国家在一个月的头铁之后,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不戴口罩的尊严,决定建议自己的公民带上口罩——当然,医用口罩是戴不上的,只有自己土制的口罩带一带才能防防病毒这样子。

然而,我现在也要学习一下公知,问几个问题:为什么,西方的普通老百姓不能带上口罩?为什么,西方的医务工作者穿上了垃圾袋防护服?为什么,在明明中国、日本、韩国的防疫经验都告诉世界戴口罩很大概率是有用的这一显而易见的理论,然而WHO、美国CDC却告诉普通民众不要戴口罩?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与防疫人员可以穿上防护服,离不开我国的相关物资生产企业的鼎力支持。如果我们的口罩生产企业不能加紧复工,我们怎能有大量的防护服提供给前线的工作人员?这反映出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实际上是高于西方国家的。在多年的产业空心化后,西方国家的工业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最终只留下了高附加值的工业以及很少的行政命令下未转移的工业。试想如果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能够再高些,西方国家的人民必然也能够戴上口罩。可现在再谈这一切未免为时已晚。

文化水平对个体的影响

在《呼兰河传》中的表现:虐待小团圆媳妇

虐待妇女,在我们生活的土地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为。然而,在《呼兰河传》的年代,打团圆媳妇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

团圆媳妇的悲剧,不是一个婆婆的,一小撮妇女的,而是大多数人的。“这种奇闻盛举一经传了出来,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直接的表现了当时的“普遍愚昧”。有人将这一群人生动的概括为“无意识的杀人团体”,我认为十分精妙。如果群众的教育水平更高,显然不会做出如此没有道德的看客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西欧、南亚的女性地位与教育的关系

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虐待妇女是不齿的、令人厌恶的、不忍直视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著名的研究成果: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的表现)可以提升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每一个妇女个体都可以直接从更高的妇女社会地位中获益,这自然是一个文化水平对个体影响的宏观例子。

从微观上看,妇女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的西欧地区,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一部分——显然要更高。德国总理默克尔、瑞士总统、丹麦首相都是女的,显然西欧女性地位的确要更高一些。

南亚的妇女地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常常有关于南亚(特别是印度)妇女遭受各种不公平的对待的报导,但是显然收效甚微(废话,你在别国的土地上报导有啥用?)而随着南亚的平均教育水平的提升,南亚的妇女地位也有所提升。一份2013年的研究显示,在巴基斯坦,随着妇女正式教育水平的提升,妇女遭受暴力侵犯的概率有所下降。


总的来说,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升生产力,从而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平从而间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
Your browser is out-of-date!

Update your browser to view this website correctly. Update my browser now

×